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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光采访录，

向生命投降──访白光

2012-05-04

蒋勋 美学家

编者按

一首动人的流行歌，常常成为万千听众心灵的寄託，演唱的歌星也往往成为时代的象徵。

《如果没有你》选用的歌曲与歌星多为观众耳熟能详。其中，三十年代风靡上海的白光，是年轻朋友比较不熟悉的一位歌坛巨星，我们特别转载1978年蒋勋先生发表于《雄狮美术月刊》的专访，以飨观众。

一、纸醉金迷

白光要到台湾来。消息一传出，便骚动了这小岛上繁荣而寂寞的几个城市。 到达的那天，从电视上看到机场层层的人群，便知道这个女人仍然十分地被人爱恋与怀念著。

女记者跟前跟后，仿彿有点疑惑地看著这个女人──年迈了、发胖了，然而那样俗艳地浓粧著──是以什么东西吸引著这样多的人，在她的身上寄託著无限的安慰与满足呢！

穿假麂皮长马靴、嚼口香糖，偶尔发狂似地爱起三毛的小说或杨弦的「乡愁四韵」的年轻女记者，与近代中国热烈而惨痛的历史血缘断得乾乾净净了，怕是连什么是「乡愁」也弄不清楚，就无论如何无法懂得白光出现于我们社会所引起的骚动隐藏著怎样辛酸复可笑的一些记忆吧？！

据说：白光第一天在高雄登台，一唱出「秋夜」的第一句：「我爱夜」，全场五百人为之泪下。我与黄春明谈起这件事，这个看来似顽童般谐谑，其实透达人情的作家无限感慨地说：「仿彿是这首歌，才让他们知道日子已经过了三十年了。」 著一身闪亮红绿的大花旗袍，鬓边簪一朵血红碗大花朵，颤摇著寸把长的钻石耳坠子，笑吟吟地低唱著三十年前流行于大上海的歌：「眼波流、半带羞，花样的妖艳，柳样的柔…红的灯、绿的酒，纸醉金迷多优悠…」

挟大上海沦亡前的一夜繁华来逼视今天台北的纸醉金迷，是很可以放咨而大胆的吧？！使人想起白先勇小说中的金大班泼辣地骂道：「娘个咚彩，上海百乐门的厕所怕不也比你这五月花的舞池大…。」白光便以这样的姿态骚动了这小岛上繁华而寂寞的几个城市了。

于是，我怀著许多种不同的好奇理由去走访了这个女人。

二、上海

早上刚刚睡起的白光，看起来还有点倦累，但仍精神奕奕地和我握手，把我让进她的房间。

我坐定了，她便忙著把丢散在床上沙发上的衣物收拾起来，一面解释著说：「昨天晚上有人请客，一个女朋友喝醉了，大哭大闹，弄得一桌子都不开心，我就把她接到我这儿，让她任意哭。我一夜也没好睡…」

没有化粧的白光，是一个五十上下的妇人，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当她叙述著事情时，喜欢用睁大的、黑而发亮的眼睛向你强调她的或兴奋、或悲哀、或无可奈何…，便在她平淡的脸上显出了年轻的、甚至孩子气的光彩。

她在洗手间一面哗啦哗啦地开著水龙头不知做什么，一面仍然跟我叙述著她这个喝醉酒的女朋友沧桑的种种，仿彿一个孩子无限怜惜、无限惋叹一件心爱的，然而被弄坏了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她端了热茶给我，一面神秘地说：「圆山饭店房间不许烧热水，我偷偷用电壶烧的。」她向我眨眨眼睛，然后又飞快地把电壶藏好。

她终于忙完了，坐在我的对面，把粉红色洒碎花的睡袍下摆拢紧。看我打开了笔记本，她有些紧张似地，做出正经的样子说：「你要谈些什么？」

「我想知道一点三十年代电影的情况，特别是上海，那是您最走红的时间，您一定很怀念上海…」

「怀念？！」她又睁大了黑而发亮的眼睛，这一次强调的似乎是一种愤怒，她说：「上海是中国的一条大血管，洋鬼子把针插在这里吸血…」她把手腕静脉的地方露出来，做出一个抽血的动作，然后生气似地在沙发扶手上一拍：「我会怀念上海？」她仿彿有点嗔怪地向我指一指：「你们太年轻了，你们真是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

我忽然觉得面对的不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和每一个有过惨痛而热烈生活的近代中国人一样的一个中国女人吧？！

三、卡邱莎

「中国，」她说，仿彿很勉强地去回想一件不愉快的经验：

「我一九三八年在日本读完书回中国，回到我的家乡北平。我每天可以看到几十个、上百的人死掉、饿死、病死、给日本人打死…。我觉得人真是轻贱，我就向生命投降了。我决定一生不要有孩子，多一个孩子，无非使这个世界上多一个不幸的生命罢了！

我拼命赚钱，用各种方法赚钱，用钱去养活这些不幸被生下来的人。我出生的那个旗人家庭，民国革命以后，就剩下一批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贵族』，都要我养。我想：既然不幸被生下来了，就应该让他们好好活下去，应该吃饱、穿暖，不被欺负，不受压迫…」

「你觉得做到了吗？」我问。

「不知道。」她迟疑了一下，「我只是尽力去做。许多人笑我傻，不懂得为自己打算，到头来在香港平民区住一个简陋的公寓。真惨哪！白光！」她笑起来，半嘲弄半感伤地说：「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已经向生命投降了，剩下来的怎么过都是一样了。」

「大概还是不一样吧？！」我说。

她不懂地看著我。

「你还希望每个人吃饱、穿暖，」我说，「你希望他们不被欺负、不受压迫，你这样希望，你并且尽力去做，这就不只是向生命投降吧？！」

「我不知道！」她木然地说：「人生下来就没什么好开心的。」

我想打断这种谈话，就试著换了一个话题，我说：「拍过那么多电影，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

「荡妇心。」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是托尔斯泰『复活』改编的？」我问。

「嗯。一九四七年拍的。那时候跟日本人的仗刚打完。」

我看到她倚靠在沙发上的肩膀异常宽阔，下颚的骨骼强韧而有力，使我联想到「复活」中的那个女人卡邱莎──一个农奴的女儿，被贵族的少主人强姦，然后被无数男人抛弃，终于沦为娼妓，在一次命案中被诬陷，流放于西伯利亚。一个被托尔斯泰形容为「有宽厚胸脯」的女人，被命运糟蹋、作贱，却在流放的途中能爱人、照顾人的那样的女人。

四、哥哥

「向生命投降了，还相信『荡妇心』所传达的理想吗？」我说。

「理想？」她笑起来，笑得仿彿是邪恶、仿彿是嘲笑、仿彿是鄙薄，又仿彿是莫可奈何：「我是没有理想的喽！你知道江青，就是毛泽东的那个太太…」她忽然兴奋了起来：「那时候她在影剧界，她批评我，说我不积极、不进步，我就笑著说：是的，我白光行尸走肉，我放浪形骸，我堕落，哈哈哈…」她假笑著，说：「他妈的！我知道我比他们爱人，有人生病，有人饿，我给他们钱，让他们活下去。她江青进步？为人民？呸！」她极其泼辣的朝地上吐了一下。

我等她愤怒的情绪平缓下去。她继续说：

「我是没有理想了！ 在去日本以前，我和我的哥哥在学校，搞剧运、讨论国事，那时候我们有理想。我们相信有好多好多法子可以救中国，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把那个贫穷、愚昧、黑暗，到处是官僚、疾病、战争、自私残酷…的中国带到光明的路上去…。 我哥哥现在还在大陆。在我向生命投降以后，他还坚持他的理想，他过很苦的日子，他跑到农村去…」

她停了一会儿，指指我的茶，要我喝，又接著说： 「一九四九年，我到了香港，我哥哥在大陆，他很兴奋，每一封信都谈著新的中国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理想指日可待了。然后…」

她极其惨楚地苦笑著，频频摇著头： 「他怀疑了，他痛苦极了。他写信来问我：我们的理想真可以实现吗？好不好笑！一个有理想的人写信问一个没有理想的人说：我们的理想真可以实现吗？」

「你猜我怎么回答他？」她又向我苦笑了一下，然后说：「我写信鼓励他。我说：你的理想正在实现，政府的政策有一天你会懂得的，这都是为人民好的，为中国好的…。我说了一大堆自己完全不相信的话。」她停了一下，黯然地说：「我要他活下去，我要他保有他的『理想』，我欺骗他，让他生活在一个假的理想里，因为──因为，完全没有理想了又有什么好！」

五、一个不知名的女人

「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这些看法跟电影工作接合在一起，用电影来影响社会。」我说。

「我没有办法。你知道电影是商业，我没有力量对抗庞大的商业组织、政治组织。我真是厌恨这一切组织…」这个完全安那其主义的女人忽然看到房里的电视，她指一指，憎恶地说：「现在是这个东西了，比电影更凶！」

「打不打算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我想应该结束这次访问了，就转入这个话题。

「我自己的？」她说：「没有。我在写一个朋友的故事。我最好的一个女朋友。她在日本侵华计划下，从小被训练成一个情报员，给日本军阀工作，然后卷入中国抗战时几个不同政治组织的斗争中，然后，抗日战争胜利了，她以战犯名义被捕，报上大登特登：XXXX被枪毙。可是，她并没有死，美国人花了六根金条买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拉到刑场上代替她就枪毙掉了。她又继续被美国人利用作间谍。我最后一次见她是一九四七年，美国人送她去外蒙古，淮备做控制外蒙的前锋。」她停了一下又说：「这就是人，你认识她，你才知道她其实多么简单、善良，应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可是她的一生给几个政治组织在作贱。现在，不知道她还在不在…」

「好像是川岛芳子的故事。」我说。

「就是她，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

「她太出名了。」我说：「我倒在想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给人用六根金条买了，拉到刑场无声无息地就枪毙了。她不应该向生命投降，如果生命是这样子，她应该站起来，用拳头把这样的生命砸得粉碎…。」

我似乎有点气起来。白光没有说什么。电话铃响了。

她挂了电话，忙乱地换起衣服，一面对我说：「华视约好今天录影，我给忘掉了。」

等她打扮好，我们一齐走下圆山饭店的大厅，她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热忱向每一个人打招呼，逗别人笑。

她偷偷地跟我说：「我快六十了，这样打扮，出来唱歌，一定有人笑我老妖精。我想：人怎么活都不开心，能让别人笑一笑，也蛮好的！」她自嘲地笑了。

等她上了计程车走了，我便沿著山坡下到台北来，看到台北盆地灰色密集的房舍以及穿梭如网的大小街道，不知道这里两百万的人都隐藏著怎样个人的沧桑呢？竟不自禁地哼起白光的歌来：

「无限的伤痛在心头， 轻轻的一笑忘我忧，…」

本文原刊于《雄狮美术月刊》，1978年5月号，第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