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4月间，“一二、八”淞沪抗战战火已熄，词作者龙七到校上课，见校园里的玫瑰凋零，景物全非，因此写下《玫瑰三愿》的歌词以寄托感慨，借玫瑰花的三个愿望：“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折”、“我愿那红颜常好不凋谢”。大时代的哀愁却出以个人情怀的幽怨，黄自和龙七都深得古风之美！

龙榆生先生，名沐勋，字榆生，晚年以字行。1902 年 出生于江西万载，1966 年 病逝于上海。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称龙七。别号忍寒居士、风雨龙吟室主、荒鸡警梦室主。生平爱竹，40 岁后又自署箨公。其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

龙榆生曾师从国学大师黄侃、大诗人陈石遗为师，期间，龙榆生得以拜谒夏敬观，并进而结识了陈散原（三立）、朱彊村。并成为朱氏入室弟子贺衣钵传人。

抗战前曾历任厦门集美学校、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国立音专、广州中山大学等校古典文学教师。抗战军兴，困居上海，为养活十口之家，每天奔波，身心交瘁。双照楼主人汪精卫曾后先师从晚清词学宗师朱古微，有同门之谊。汪精卫成立伪府，龙被发表为立法委员，并协助恢复中央大学。

龙以此时机，于 1933 年至 1936 年，在叶恭绰等人的赞助下，在沪创办了《词学季刊》，南京沦陷后，先生在南京创办《同声月刊》，都大为海内外所推崇。他所选辑的《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以及所著的《中国韵文史》也都为士林所宝，尊为典范。

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为国立上海音乐院）商请兼任该校词学讲席。师以词与音乐之关系极为密切，宋末始不复被之管弦，历元明而就衰敝，试图就商重振诗乐合一之宏图于音专诸先生，遂不顾两校相距数十里之遥，毅然前往兼课。从 1928 年秋到 1940 年春在国立音乐院（1929 年 9 月改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兼课十二年，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193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国韵文史》，列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之一，即为榆师在音专讲授诗歌、词曲之部分教材。音专同学很少对诗词发生兴趣，榆师循循善诱，培养出了不少能写诗词的学生。刘雪庵、贺绿汀皆其学生。

在 1929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国立音乐院院刊第三号上，榆师发表了《山桃》、《苦雨》、《宿秀峰寺》、《病起移居真如》等四首诗，题作《花雨楼诗稿》，形式上虽是旧体诗，而诗歌语言淳朴清新、富于新意，已对旧诗有所突破。在 1931 年 3 月出版的国立音专校刊《音》第 12 期上，他又发表了称为“歌材”的一系列新体诗歌，如《好春光》、《眠歌》、《赶快去吧》、《蛙语》、《喜新晴》等，署名“龙七作歌”。后来又用民间诗歌语言，发表了《采风录》和《蒙蒙薄雾》等新体诗歌。

榆师在音专任教期间，为作曲家写作适于谱曲的新体歌词，用力甚勤。经作曲家谱写成声乐作品的新体诗歌，除了《过闸北旧居》和《玫瑰三愿》外，还有李惟宁作曲的《秋之礼赞》、《逍遥游》和《嘉礼乐章》，以及后来由我作曲的《小夜曲》、《春朝曲》、《沧浪吟》、《骸骨舞曲》、《是这笔杆儿误了我》、《山鸡救林火》、《一朵鲜花》、《梅花曲》等。1934 年，榆师总结写作新体歌词的经验，撰成《从旧体歌词之声韵组织推测新体乐歌应取之途径》一文，发表在音乐艺文社编的《音乐杂志》上。廖辅叔教授称此文“是易韦斋、龙榆生、韦翰章或者还包括叶恭绰在内的关于新体歌词的创作方向的纲领性文件”。

淞沪抗战停战后，榆师到音专上课，见校园里的玫瑰凋零，景物全非，仍用“龙七”为笔名，写了《玫瑰三愿》的歌词以寄感慨，黄自先生马上把它谱写成了一首声情并茂的艺术歌曲，不仅在当时的音乐会上经常演唱，至今还是许多声乐家的保留节目。

在抗战胜利前，他已为新四军做过工作，即策反伪军郝鹏举部起义。抗战胜利后，他因汉奸罪被捕，羁押在苏州监狱，后获保释。

52年，经陈毅安排，受特邀列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月6日晚受毛主席接待（因毛主席在延安时曾经看过其主编的《词学季刊》），在京期间曾与郭沫若论诗。

1958年鸣放时，被打成右派，降职减薪，勉强维持家庭生活。61年摘去右派帽子。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暴风骤雨中，在担惊受怕和家中藏书被抄一空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了人世。